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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实施制裁后,伦敦一银行无故取消中国人权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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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IC Publishes Gao Zhen’s Closing Statement: “A Helpless Defense and Con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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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公开信

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公开信

中国人权组织与其他 29 个组织一起敦促习近平在访问华盛顿之前释放政治犯、结束跨国镇压并进行人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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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2025年新春聚会

“天安门母亲”2025年新春聚会

2024年12月28日,在京的部分难属相聚一堂,这是自疫情以来停断几年之后难属的再次相聚。情深切、心相守,几年不见,大家依然倍感亲切,相互之间致以最真挚的问候。 然而,事实又是那么残酷和凄凉。岁月的痕迹留在了每个人身上,很多年迈的父母亲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再继续参加年度聚会,虽然他们的心在记挂着与他们同样失去孩子的其他难属;也只是在看望他们时,能听到他们对其他难属的问候。 35年前二三十岁年轻的妻子和丈夫、受伤者、遇难者的兄弟姐妹们,经过 35年的风霜,他们已不再年华正茂,而今两鬓斑白,步入了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行列。 回顾历史,我们难属群体有很多人没能看到他们的亲人被无辜打死为他们讨回公道这一天到来便离开了人世,这是人世间最最残忍的一件事实。从 2014年至今短短十年中,参加新春聚会的难属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14年难属聚会的照片。其中徐珏、尹敏、高捷、王双兰、谭淑琴、冯友祥六位难属先后离开了人世。  2015年2月2日在京天安门母亲成员举行新春团聚活动时合照。前排右一是蒋培坤先生,第二排右三是丁子霖女士。 2019年年末难属聚会的照片;之后因疫情聚会停止。 2025年新春聚会,前排左二是刘秀臣、中间是齐志英。 在会上,服务团队成员尤维洁做了简短的发言。她说到: 在十一月份她曾和服务团队其他成员一起去看望了在京已经年迈的父母亲们,并和家在外地难属进行了信件和微信联系;同时把我们几年前收到的最后一笔未启动的香港市民捐款送给了他们,希望这些来自于民间充满爱意的个人捐款能够帮助到他们,给他们温暖。通过了解,得知近两年有多位难属去世,尤其是 11月一位名叫王德义的父亲在我们联系准备见他的前一天去世,非常遗憾。还有一位伤残者赵金锁,是一位肺癌患者,在 12月 25日圣诞节这一天去世;如果他没有去世,他会来参加这次的聚会,和大家见面。得知这些消息感到非常突然,太意外了,心里很难过。希望大家保重好身体。 在此特别要提到前来参加的两位母亲,一位是八十多岁的齐妈妈,一位是年轻的七十多岁的刘妈妈还有她的老伴,今天来了三位父母亲。其他就是我们这些妻子、丈夫、伤残者还有遇难者的兄弟姐妹们,感谢大家的参与。 “六四”惨案虽然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们一直是得到了很多有正义感的人们支持和帮助的,已经替大家向他们表示了感谢。我们不会忘记,有正义感的人们同样也是不会忘记“六四”这一惨案,只有政府在保持沉默。 1989年发生在北京首都的“六四”惨案已经过去了35周年。 2025年初始,再过半年就是“六四”惨案 36周年,这半年内我们难属群体会发生什么事,一切都无法预料。就如我们曾想在 35周年时举行一个集体祭奠活动,这项活动是难属们从“六四”惨案 10周年决定开始做的。每隔 5年都会有难属代表参与现场的祭奠活动,这也是难属表达自己心愿、表述内心痛苦的时刻。直至 35周年, 25年内有两年难属们未能祭奠,一年是 25周年,一年是 35周年,原因是政府公安出面加以了阻扰。这是难属们心中留下的永久遗憾。悼念被无辜枪杀的亲人,无论是道义上、情感上、法律上没有任何的错误,政府不应出面横加干涉。 我们在此继续呼吁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反对杀戮、有正义感的人士与我们站在一起,谴责当年政府动用军队枪杀无辜平民的暴政行为。只要政府一天不就“六四”惨案昭告于天下,向遇难者亲属道歉,我们就一天不会放弃维护我们做人尊严的权利。 “天安门母亲”在京部分难属 2025年1月4日

旧金山湾区纪念香港大埔火灾惨案、乌鲁木齐火灾及白纸运动三周年

旧金山湾区纪念香港大埔火灾惨案、乌鲁木齐火灾及白纸运动三周年

从乌鲁木齐到香港,三年两场制度悲剧。三年前的 2022 年 11 月 24 日,乌鲁木齐居民在封控状态下因无法开门逃生死于大火,至少十条生命的逝去,引发公众对中国政府的极端防疫政策的强烈抗议,也点燃了遍布全国数十城的白纸运动。三年后几乎同一时间,11 月 26 日,香港大埔宏福苑再度上演相似噩梦,早在2024年 9 月,居民已反映外墙材料疑似不合规、防护网不耐火、泡沫板存在燃烧风险等,官方声称巡查但未发出警告。大火爆发后迅速蔓延,造成逾 150 人死亡、至少 40 人失踪,成为香港史上罕见的重大住宅火灾。然而在责任尚未厘清前,港府并未加速调查,反而先由北京驻港国安逮捕在网上联署要求调查真相的“关注组”成员关靖丰 (Miles),指控其“以灾乱港”。两场灾难相隔三年,却在漠视人民安全、不愿承担责任、阻断民众追责的结构性上,完全一致。在这样的时间节点,灾难的回声跨越城市、跨越国界,汇聚硅谷,11月30日晚,湾区的华语青年组织“擦星星事务所”与“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旧金山分部在圣荷西市政广场联合举办“大埔火灾悼念会暨白纸运动三周年”活动。集会旨在悼念香港火灾罹难者,也纪念三年前在中国爆发的公民觉醒运动。 跨族裔的连结与抗争 活动现场摆放了电子蜡烛、鲜花与写有“Remember...

天安门母亲2026年新春聚会遭到政府的阻扰

天安门母亲2026年新春聚会遭到政府的阻扰

天安门母亲群体委托中国人权发布最新消息。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一年一度的新春聚会遭到了政府的无理阻拦,第一次被禁止举行。原定于2025年12月28日在北京崇文门一家餐厅举行迎新年以及中国最为重要的节日春节前的迎新春聚会。难属们在身体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只要通知到大家都会积极参加。“六四”惨案是每个家庭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每年的聚会,大家的见面都会给每个与会难属带去暖意,让他们受伤的心灵得到来自难属之间相同命运的情感慰藉,然而就是这一充满人性的关怀,被政府公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约谈似的行政手段给取消了。36年过去了,我们这个苦难的群体很多失去孩子的父母亲们带着他们的遗憾离开了人世,还有一些妻子、丈夫、参加签名的伤残者也因病离开了人世,从道义、人性的角度上来看,他们的离世对于他们来说是很残忍的。当年独自带着幼小的孩子咬牙用自己的肩膀扛起抚养孩子重担的年轻妻子们也都成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弱势群体,在决定举行2026年新春聚会时,我们不仅没有看到对1989年学运政府乱杀无辜的屠城行为有诚意地启动解决六四惨案的方案与我们对话,看到的却是政府公安滥用手中的公权,阻扰公民正当社交权利的冰冷现实!迎新春聚会是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传统,最初是小范围的聚会,由于参加人数逐年增加,从2009年开始选择一家餐厅聚会。2009年1月11日时近中午时分,在京的天安门母亲从京城的四面八方相聚在一起。这是一个特殊的大家庭啊!大家见了面,不是握手,就是拥抱,彼此互道短长,气氛热烈异常,那份亲热劲儿远远胜似家人。今年的来人中,有几位是来自远郊的,为了赶上时间,大清早就出发了。今年的新春聚会,参加的人数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共有42位,而且有6位是第一次参加。与这么多位难友首次会面,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是天安门母亲群体对2009年聚会情景的描述。除了2020年三年疫情没有聚会以外从未间断过,直至2025年年末的2026年新春聚会被无理由取消。我们的聚会就如同2009年所描述的那样,只是大家见面表达情感,有一种历经那么多年的磨难还活着的的欣喜;有相互之间回忆起当年的“六四”惨案对家庭造成的伤害如同刻在每个人的心中那般历历在目、刻骨铭心;分别时彼此道一声珍重愿来年还能再见。这样的一种有伤感、有尊重充满人性关怀的聚会又触动了政府哪一条法规条例?对于天安门母亲群体来说我们无法接受。 2014难属新春聚会照片 2017年难属新春聚会照片 2025年难属新春聚会照片 公道与正义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尊严和公民的权利!天安门母亲群体2026年1月14日

【庭审实录完整版】徐勤先抗拒戒严命令案

【庭审实录完整版】徐勤先抗拒戒严命令案

【庭审实录完整版】徐勤先抗拒戒严命令案时间:1990年地点:北京军区军事法院被告人:徐勤先(原陆军第38集团军军长,少将)---【庭审开始与身份核实】审判长:书记员、公诉人、辩护人已经入庭。被告人已押到候审。开庭准备工作就绪。审判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徐勤先到庭。(徐勤先入庭,坐下)审判长:被告人徐勤先,你还有别的名字没有?徐勤先:没有。审判长:今年多少岁数?徐勤先:55岁。审判长:哪一年出生?徐勤先:1935年8月。审判长:民族?徐勤先:汉族。审判长:原籍是哪里?徐勤先:山东莱掖(注:实际应为山东掖县/大悟),生在山东。审判长:现在家住何处?徐勤先:北京八大处…(具体地址模糊)。审判长:什么文化程度?徐勤先:大专。审判长:什么时间入伍的?徐勤先:1950年12月。审判长:入伍以后都任什么职务?徐勤先:学员、参谋、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处长、师参谋长、师长、副军长。审判长:什么时候任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1987年12月。审判长:什么时候被授予少将军衔?徐勤先:1988年9月。审判长:何时被监视居住?徐勤先:1989年9月11日。审判长:地点在什么地方?徐勤先:北京卫戍区…(地点模糊)。审判长:因什么罪被依法逮捕?徐勤先:1990年1月9日,逮捕证写的是“因违抗戒严命令”。审判长:逮捕以后关在什么地方?徐勤先:北京军区看守所。审判长:你过去受过什么奖励没有?徐勤先:立过功,当过先进工作者,受过一些奖励,都记不清了。审判长:受过处分没有?徐勤先:这个记不太清楚了。受过批评是肯定的,因为丢失过一次地图,不知道最后是给了处分还是批评就完事了。审判长:被告人徐勤先,坐下。现在向你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宣读名单及被告人权利)。你是否申请回避?徐勤先:不申请。【法庭调查:宣读起诉书】公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军事检察院起诉书(90)京军检字第1号。被告人徐勤先,男,汉族,现年54岁…(个人简历略)。经侦查查明:1989年5月18日16时许,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等领导在军区办公楼向徐勤先传达中央军委关于调38集团军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徐勤先当即表示拒绝带领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他说:“动用军队这样的大事,我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体会议进行讨论。究竟这样做对头不对头?这样的命令应当由国家发布,以党的名义发布是不合适的。”他还说:“这样的行动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一个时间也可能短时间看不清楚,但历史可以证明。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立功,也可能成为历史罪人。”他声称:“无论武器(装备)如何,执行这样的任务,我无法执行。中央军委可以任命我当军长,也可以撤销我的职务。这样的命令我无法执行,请领导另找人吧。”在军区领导严厉批评和责令下,徐到军区作战值班室,用保密电话将军委命令传达给了该集团军政委王福义,并对王说:“我不同意这个办法,我不能执行这个命令,我不能指挥了。至于谁指挥,你们定吧。”当晚,徐勤先给军区刘政委打电话说:“命令我传达下去了,今后这件事就不要再找我了。”公诉人:被告人徐勤先身为军长,在党和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公然抗命,严重危害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性质恶劣,后果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第17条之规定,已构成“违抗戒严命令罪”,特提起公诉。【法庭调查:讯问被告人】审判长:被告人徐勤先,下面就你抗拒戒严命令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你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接到谁的通知到北京军区机关受领任务的?徐勤先:1989年5月18日中午,接到军里面唐明洪副参谋长电话,让我到军区受领任务。审判长:唐明洪是怎么通知的?徐勤先:电话通知的。审判长:你对唐明洪是怎么讲的?徐勤先:当时因为我有病住院(肾结石),他问我能不能去。我说昨天的结石已经排出来了,现在勉强可以去。审判长:你是什么时间患病到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的?徐勤先:89年5月16日中午前后。审判长:结石是什么时间排出的?徐勤先:5月17日晚饭前后。审判长:排出以后你当时的身体状况如何?徐勤先:虚弱,疼痛,无力。因为5月发病折磨了两三天。审判长:你几点钟到达北京军区机关?徐勤先:大约16点左右。审判长:在什么地方受领的任务?徐勤先:军区主楼三楼西侧的会议室。审判长:有哪些首长和工作人员参加?徐勤先:刘振华政委、李来柱副司令、周衣冰司令员(注:徐口误,应为周衣冰不在场或周玉书等,后文证言有修正)、作战部部长、还有黄云桥副参谋长等。审判长:给你下达任务的首长是谁?徐勤先:主要是三位首长讲了。刘政委讲情况,说北京有一些游行,情况有些严重。李副司令主要讲戒严的具体任务,哪个单位出多少人、多少武器装备。审判长:具体任务是什么?徐勤先:指定了几个点,先进入这几个位置,执行戒严任务。审判长:调谁执行戒严任务?徐勤先:我们军里面是一万五千人,200到300辆装甲车,携带武器弹药。审判长:要求什么时间到北京?徐勤先:5月20日。审判长:具体几点?徐勤先:记不清了,反正是20号。审判长:刘振华政委当时是怎么讲的?徐勤先:大概意思是杨尚昆副主席召集了领导同志开会,说北京情况有发展,我们退一退,他们就进一进,还出了一些胡耀邦的小册子等等。审判长:调38集团军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是哪里的命令?徐勤先:印象里是军委总部的命令。审判长: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哪里作出的决策?徐勤先:现在当然知道了,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审判长:军区首长下达了命令后,你作为军长,当时是如何表示的?徐勤先:首长讲完后,我首先询问了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比如关于武器装备,我说“其他武器”包括什么?首长回答就是重机枪。我还问装甲车数量够不够。问完这些后,我就讲了:我说这个事情我有不同意见。我说这是个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主要应当用政治办法来解决。如果要动用武力,武警、公安就够了。如果非要用野战军,我建议把野战军调到北京近郊,保持威慑,便于周旋。徐勤先:我说这么大的事情,应当很好的研究。我建议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开会好好讨论一下……我还说,军队纳入国家体制,人大也可以讨论。审判长:你讲了“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成为历史罪人”吗?徐勤先:这个话当时讲了。审判长:你讲了“带武器执行这样的任务,我无法执行”吗?徐勤先:我说这个任务和作战、抢险救灾不一样。作战任务阵线分明。这个任务好人坏人混在一起,军队老百姓混在一起,这怎么执行?审判长:你讲了“中央军委可以任命我当军长,也可以撤销我的职务”吗?徐勤先:首长说“你还是传达吧,不通过你军长不好”。我说:“上级可以任我,也可以免我。”审判长:你讲了“请领导另找人吧”吗?徐勤先:这个话记不太清楚了。审判长:你对执行军委命令究竟是什么态度?是严重的想不通,还是坚决不执行?徐勤先:当时个人的想法是:作为部队来讲,应该坚决执行;作为个人来讲,我不愿参加。审判长:你是高级指挥员,不是普通战士,你想参加就参加,不想参加就不参加吗?这意味着什么?徐勤先:意味着我个人不执行命令。【法庭调查:出示证人证言】(公诉人宣读38军副参谋长唐明洪证言,确认徐勤先身体状况允许参会)(公诉人宣读徐勤先警卫员贾玉聪证言及文件清理登记,确认徐的公文包里有当时的会议记录)(公诉人宣读徐勤先的亲笔记录:记录了杨尚昆、刘振华、李来柱等人的讲话要点,包括“定性动乱”、“426社论”、“调5万人”、“带武器”等细节。徐勤先确认是自己亲笔书写。)(公诉人宣读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的证言)刘振华证言:5月18日下午,我在军区传达命令。徐勤先说:“我有意见……动军队这么大的事,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这样的命令应当由国家发布,以党的名义发布是不合适的……带武器执行这样的任务,我无法执行。你们可以换人。中央军委可以任命我当军长,也可以撤销我的职务。”我对徐勤先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要求他必须传达命令。审判长:被告人,对刘政委的证言有什么意见?徐勤先:证言里提到的“以党的名义发布命令不合适”,这话我没讲。我讲的是建议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讨论。至于“国家发布”的问题,我脑子里没这个概念。(公诉人宣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来柱的证言,内容与刘振华相似,证实徐勤先抗命)(公诉人宣读北京军区参谋长周玉书的证言)周玉书证言:徐勤先说“好人坏人混在一起,怎么执行?……可能成为功臣,也可能成为历史罪人”。刘政委批评了他,随后我带他去作战部给38军王福义政委打电话。(公诉人宣读38军政委王福义的证言)王福义证言:5月18日下午5点多,徐勤先给我打电话传达命令。传达完后他说:“我不同意这个办法,我不能执行这个命令,我不能指挥了。至于谁指挥,你们定吧。”当晚军区让我也做徐的工作,但他还是表示不参加。审判长:被告人,对王福义的证言有什么意见?徐勤先:大部分意思对。但我没说“你们另找人吧”,我说的是“你们研究执行吧,我有不同意见”。(公诉人宣读38军副政委吴运忠的证言,证实曾去医院劝说徐勤先,徐仍坚持个人不参加)【法庭调查:关于后果的证据】公诉人:被告人徐勤先抗拒戒严命令的行为,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公诉人宣读外电外报报道:美联社、路透社、台湾《中央日报》等报道“38军军长拒绝抗命”、“38军军长辞职”等消息。宣读在天安门广场发现的传单,称徐为“民主英雄”。)审判长:被告人,对这些外电报道和传单有什么意见?徐勤先:由于我自己的问题,给动乱分子和国外敌对势力提供了造谣污蔑的机会。这个后果我是承认的。【法庭辩论】公诉人发言:被告人徐勤先,身为高级将领,在关键时刻违抗军委命令,损害了党和国家利益。第一,他的行为严重干扰了军事部署,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第二,他的行为在客观上助长了动乱分子的气焰,给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增加了困难。第三,被敌人利用,造成恶劣国际影响。徐勤先作为军人,以“个人意见”对抗命令,不仅是思想问题,而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虽有历史功绩,但功过不能相抵。建议依法严惩。被告人徐勤先自我辩护:第一,关于“类推”定罪。公诉人比照“战时违抗命令罪”来定罪,我认为有些勉强。戒严任务和打仗不一样,打仗阵线分明,这次是老百姓和军队混在一起,性质差别很大。第二,关于证言差异。很多证人证言是后来补的,有些话我没说过。比如“以党的名义发布不合适”,我没说过。第三,关于动机。我当时确实思想不通。我认为此前中央的一些处理方式(如对话)是有效果的,突然转变为动用武力,而且是全副武装的野战军,我担心会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我希望能妥善解决,不至于发生流血事件。如果说我提意见提错了,或者场合不对,那是认识问题。但完全当成“罪”来对待,我认为不完全恰当。第四,我虽然思想不通,但我还是把命令传达给了38军政委,并没有阻挠部队行动。只是我个人,在那种矛盾痛苦的心情下,表示“我不愿参加”。第五,关于后果。外界的谣言很多是别人造的,不能把所有账都算在我头上。辩护律师发言:徐勤先的行为性质虽然严重,但考虑到:1. 他的行为属于“消极不执行”,不同于“阻挠部队执行”或“煽动叛乱”。他传达了命令。2. 他在后期曾向组织表示过“愿意参加”(虽未成行),有悔改表现。3. 他入伍40年,战功卓著。恳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全面考虑。公诉人答辩:被告人所谓的“传达了命令”,是在首长严厉批评下被迫进行的。他个人明确表示“不执行、不参加”,这就是抗命。作为军长,不指挥就是失职、抗命。所谓“动机好”不能掩盖抗命的事实。徐勤先最后陈述:究竟是错误还是罪行?究竟是思想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我相信法庭会根据事实做出判断。我没有更多要说的了。(法庭辩论结束)https://youtu.be/1RBV9i4jaPo 

我们的行动

互联网自由

中国人权呼吁关注失联网络审查研究者王一言(Gaukas Wang)

中国人权呼吁关注失联网络审查研究者王一言(Gaukas Wang)

纽约,2026年6月 — 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 HRIC)对网络审查研究者王一言(Yiyan Wang,又名 Gaukas Wang)持续失联深表关切,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说明其下落和现状,保障其人身安全和基本权利。根据公开资料,王一言是一位网络安全研究者和开源社区贡献者,长期从事中国互联网审查、防火墙技术以及反审查工具的研究。他于2018年前往美国,就读于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并于2021年以最高荣誉(summa cum laude)获得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士学位。此后,他继续在该校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师从网络审查研究专家 Eric Wustrow。王一言长期活跃于国际开源社区。他曾表示,自2017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开发帮助用户突破互联网审查的技术工具。在其个人主页首页,他引用了一句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著名话语:“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跨越长城,走向世界。)这句话诞生于1987年中国与国际互联网建立首次电子邮件连接的历史时刻,象征着开放互联网、自由交流与连接世界的理想,也体现了他长期关注信息自由与开放网络的理念。王一言的研究重点包括中国防火墙(Great Firewall)、网络审查测量、翻墙协议分析以及审查规避技术。他参与国际学术合作和开源项目,为理解互联网审查机制及其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据朋友和同行反映,王一言于2024年夏季返回中国。此后不久,他与外界失去联系。自2024年7月以来,外界无法确认其行踪,也无法通过其惯常渠道与其取得联系。迄今其具体处境仍然不明。中国人权目前无法独立核实王一言失联的原因。然而,鉴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人权捍卫者、记者、律师、学者以及从事敏感议题研究人员的打压记录,我们对其安全状况深感担忧。中国人权呼吁:中国政府立即说明王一言的下落和法律状态;如其被限制人身自由,应允许其与家属和律师联系;保障其人身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和表达自由;国际学术界、网络安全研究界、开源社区和人权组织持续关注王一言案件;欢迎任何了解王一言近况或掌握相关信息的人士与中国人权联系,以便核实情况、推动国际社会关注并开展有效声援。互联网自由和学术研究不应成为被惩罚的理由。我们呼吁中国政府保障王一言的人身安全,并尽快让外界获知其真实情况。中国人权同时欢迎任何知情人士提供与王一言有关的信息,包括其近况、法律状态或其他可核实线索。任何信息都可能有助于外界了解其处境,并推动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予以关注和声援。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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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举办中国独立媒体研讨会

斯坦福大学举办中国独立媒体研讨会

上周,中国人权(HRIC)在斯坦福大学举办了一场关于中文独立媒体策略与能力建设的研讨会,由胡佛研究所主持。来自湾区及世界各地的三十多位记者、活动人士、教授和学生齐聚一堂。媒体、科技与创新领域的专家们借此机会汇聚一词,分享经验,并为构建一个由诚实的新闻报道和活跃的公民社会所推动的、更为强韧的中文媒体生态系统提出建议。斯坦福大学教授兼民主研究专家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以及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发表了开幕致辞。他们断言,独立新闻业是健康民主的关键环节。威权主义试图通过主导媒体发出的叙事来控制公众对真相的认知,并以此扼杀包括公民社会和“公民记者”在内的所有其他声音。然而正如戴蒙德所指出的:“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权力和资源的较量,更是一个战略难题:独立媒体可以采取哪些新的战术、策略和工具,来挑战当前政治宣传和审查制度的主导地位?”与会讲者提出了多元化的视角和经验,涵盖了从突破“防火长城”到建立强有力的媒体联盟等多个议题。以下为周锋锁开幕致辞全文: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开幕致辞感谢拉里·戴蒙德教授鼓舞人心的致辞,以及您长期以来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奉献。非常荣幸能接续您的发言,在斯坦福大学欢迎各位光临这一重要聚会。我个人的抗争之路始于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在学生们提出的诸多诉求中,有一项高于一切:新闻自由。我们本能地意识到,没有自由的新闻,就没有监督问责,没有真相,也不可能实现民主改革。新闻工作者对我们的呼吁作出了有力回应。他们与我们同行,放大我们的声音。“天安门之声”借由他们的勇气与专业精神传遍全中国,播向全世界。在大屠杀期间,许多公民记者为了记录正在发生的一切而献出了生命。在那些黑暗的时刻,仅仅手持相机就成了最危险的举动之一——很多时候,手中握有相机就足以成为被开枪射击的理由。该政权深知一个我们都明白的道理:真相拥有巨大的力量。那段历史,与我们今天聚首于此有着直接的承接关系。本次研讨会召开于一个关键时刻。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发生剧变的媒体格局:以2022年为转折点;审查制度从技术性封锁向算法治理演变;海外中文媒体生态系统的重建;跨台湾海峡的信息操纵;影像的力量;以及记忆的主权。而我们此刻正在科技创新的中心——斯坦福大学探讨这一话题。这至关重要。因为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人工智能(AI)将带来什么?人工智能是会通过更智能的监控、自动化叙事控制和合成宣传来加深审查?还是能够赋能记者、加强事实核查、扩充档案库,并穿透防火墙重新连接被割裂的群体?更重要的是:当人工智能能够生成与现实无异的图像、声音和完整叙事时,公民记者的道德权威将何去何从?如果任何人都可以大规模伪造“证据”,我们该如何保护那些冒着生命危险记录真相之人的公信力?人工智能会将真实的声音淹没在合成噪音的汪洋大海之中,还是能够成为一面盾牌,去验证、保存并放大那些权势试图抹杀的声音?第二环节的研讨提醒我们,审查制度已经从被动防御演变为由法律、资本、算法以及如今的AI所塑造的主动治理。如果镇压正在变得智能化,抗争也必须变得智能化。如果信息控制走向了自动化,寻求真相也必须推陈出新。各位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你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做出了非凡的工作。无论是在防火长城之内还是在流散群体之中,独立中文新闻业目前都在系统性镇压、数字极权主义和跨国压力的环境中艰难求生。然而,你们依然在坚守。这是一个需要反思与沉思的时刻。这也是一个需要“抱团取暖”的时刻——在寒冷而残酷的环境中紧握彼此、汲取力量。当镇压加剧时,孤立便成了该政权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而共同体,就是我们的解药。将2022年视为转折点,提醒着我们媒体生态系统是由历史性冲击所塑造的——铁链女、白纸抗议、战争、封控以及大规模移民。但转折点不仅关乎事件本身,更关乎阐释。哪些叙事得以幸存?哪些叙事形式展现出了韧性?我们又该如何延续那一年被点燃的勇气?在重新审视中文媒体生态系统时,我们面临着结构性难题:去中心化、微型团队、可持续性、流散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如何在不陷入僵化的前提下建立机构?又如何在保持敏捷的同时避免脆弱?在台海局势紧张和信息操纵的背景下,媒体能否依然提供一个可靠的公共空间,以减少误判、促进理解?在一个极化且不对称的信息战场中,真相是否还能调和冲突?在短视频和直播平台时代,当影像既能释放力量又能扭曲事实时,我们该如何维护纪录片的真实性与完整性?1989年,影像突破了审查。而今天,深度伪造(Deepfakes)和算法放大却使视觉真相的道德清晰度变得错综复杂。而当我们谈及记忆——记忆的主权——我们必须追问:我们该如何确保档案不仅被妥善保存,更能够被激活?我们如何将零散的证据转化为具有动员力量的叙事?我们又该如何构建起无法被算法抹去、具象化的集体记忆?通过分享过往的工作,我们可以彼此切磋。但也许,通过提出更好的问题,我们能学到更多——那些能够动摇既有观念、引发深思并激发变革的问题:十年后,一个真正具有韧性的中文媒体生态系统会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的机构形式既能抵御国家镇压,又能经受住市场压力? 我们该如何培养的不仅是读者观众,而是真正的公民? 我们又该如何确保下一代——那些没有站过天安门广场、没有亲历2022年的人们——不仅继承我们的档案,更能继承我们的勇气?1989年,我们坚信只要真相能够传播给人民,变革就会随之而来。今天,这场抗争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全球化,也更多地由科技所媒介。但其核心原则依然如故:真相至关重要。共同体至关重要。记忆至关重要。在斯坦福大学——在这片技术变革的最前沿,我们必须确保创新是为自由服务,而非为镇压效劳。让我们利用这这两天的时间,不仅去分析危机,更去想象未来。

对抗跨国镇压

在中国实施制裁后,伦敦一银行无故取消中国人权汇款

在中国实施制裁后,伦敦一银行无故取消中国人权汇款

中国人权(HRIC)呼吁东亚银行(BEA)解释为何在中国政府对该组织实施制裁仅数周后,其伦敦分行便将一笔由中国人权汇往第三方供应商账户的款项退回。尽管中国人权多次质询,包括提交正式投诉及亲自前往银行交涉,东亚银行仍拒绝就其决定作出解释。这一事件引发了外界的严重关切:一家受英国监管的金融机构是否正在执行北京针对一家美国人权组织的政治制裁?第三方是否仅仅因为与中国针对的组织开展合法业务而受到审查?2026年8月5日,中国政府将中国人权列入针对美国实体的反制裁清单,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与中国人权进行交易或合作。该决定公布后,中国人权的网站遭到高强度且持续的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导致其线上运作长时间中断。这些攻击对中国人权与公众沟通及开展人权工作的能力造成了重大阻碍。随后发生的这起银行退汇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中国制裁措施在境外产生实际后果的担忧。9月3日,中国人权向一家在东亚银行开户的英国独立企业发起了一笔国际电汇。该笔款项未能送达。东亚银行随后书面确认资金已退回汇出行,但未说明作出该决定的原因。9月16日,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亲自前往位于沙夫茨伯里大道75号的东亚银行伦敦分行,询问退回款项的原因。银行职员拒绝提供解释,坚称他们只会与收款账户持有人讨论该笔交易。中国人权随后提交了正式投诉,要求东亚银行解释退汇的依据,并说明该行是否对涉及中国人权的交易设有限制。在10月9日的回复中,东亚银行再次拒绝解释退汇原因。相反,该行表示中国人权并非其客户,因此没有监管依据将中国人权的信函登记为正式投诉。东亚银行还拒绝确认未来是否会处理涉及中国人权的汇款,仅表示每笔交易都将视具体情况逐案审查。随后,该行试图单方面终止双方的信函沟通。东亚银行已多次确认退回了该笔款项,但始终拒绝说明原因。该事件还对无关联的第三方造成了令人担忧的影响。此次汇款的预期收款方是一家英国独立企业,此前与中国人权并无任何联系,在这笔交易之前甚至不知道该组织的存在。然而,东亚银行的代表却直接向该企业盘问其与中国人权的关系,引起了该企业极大的警觉和担忧。一笔普通的商业交易,竟成为审查一家与中国人权的人权活动毫无瓜葛的企业的理由。为保护该企业免受进一步的压力或连带影响,中国人权不会公开其身份。这一事件引发了外界对金融监控以及中国制裁在境外产生寒蝉效应的严重关切。如果企业因与北京针对的组织有业务往来而遭到盘问,它们可能会对与这些组织开展哪怕是日常、合法的交易产生顾虑。因此,政治制裁的后果可能会超出其直接针对的目标,波及完全没有政治背景的企业和个人。关于该银行的背景:东亚银行总部位于香港,在中国大陆拥有广泛的业务。其高级管理层成员曾在中国政治机构(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担任重要职务。该银行此前还曾冻结过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的资金,该组织数十年来一直在香港主办每年的六四天安门纪念活动。这些事实使得东亚银行在对待中国人权一事上的透明度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政府8月5日实施的制裁,禁止的是中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与中国人权进行特定交易与合作,并未强加给英国金融机构拒绝涉及中国人权合法汇款的义务。如果东亚银行通过其英国业务执行中国政府的制裁,这将引发关于北京政治制裁的域外延伸效力,以及在英国监管下运营的金融机构之职责的严重质疑。这一问题远不止于一笔被退回的汇款。国际银行网络绝不能沦为威权政府跨越国界、限制人权组织合法活动的工具。中国人权呼吁东亚银行就为何退回9月3日的汇款作出明确解释,披露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权的制裁是否在其决定中起了任何作用,并澄清在其英国业务中涉及中国人权的交易是否受到限制。中国人权同时呼吁英国相关金融监管机构展开调查,审视在英国运营的金融机构是否正在执行中国政府的制裁,以及此类做法是否符合英国法律和监管义务。中国人权将继续通过适当的监管及其他渠道追寻答案。一笔日常的金融交易不应成为政治审查的借口。没有任何人权组织应当因外国政府的制裁而在金融上遭到孤立,也没有任何企业应当仅仅因为接纳人权组织作为客户而惧怕承担后果。进行合法金融交易的自由对于公民社会的独立性至关重要。保护这种自由是抵制跨国镇压的重要组成部分。

赋能青年行动者

访谈:人权中心执行主任周锋锁与两位青年活动家谈台湾选举经历

访谈:人权中心执行主任周锋锁与两位青年活动家谈台湾选举经历

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们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30分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点15分重播你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rti.org.tw 迎大家上网收听主持: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来台湾观选总统大选的三名中国民运人士,一位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还有两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多伦多青年组织公民会发起人杨若晖,还有伦敦白纸运动的参与者,目前是中国反贼主要成员Apple 倪沛晴。台湾总统跟立法委员的选举1月13日举行,这场选举被称为是2024年全球大概有60个国家要举行民主选举的第一场。既有决定未来发展的重要的第一个选举,受到国际媒体关注,统计有30个国家150多家的媒体,超过400个记者来台湾采访。除此之外,很多海外中国民运组织跟媒体工作者,都到台湾观选。民主自由是中国人从清末以来的梦想,中国人经过各种的努力,1949年失败逃到台湾的中华民国,经过一党独裁白色恐怖长达38年的戒严以后,终于走出自己的民主之路。 1996年有了全面的直选的民主制度 ,经过三次政党轮替,民主制度不断追求完善跟落实,在中共不断的威胁恐吓底下继续向前走。成为跟中共独裁政权强烈对比,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三位来台观选的海外中国民运人士来谈他们的观选心得 ,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访谈内容主持: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是杨宪宏(主持)我们节目现场有三位来台湾观选的中国民营人士,一位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天安门学运领袖周锋锁先生(周)。锋锁兄你好。周:宪宏兄你好主持:我们第二位是多伦多青年组织公民会的发起人杨若晖(杨),若晖你好。杨:你好主持:谢谢你来参加。还有就是从英国伦敦来的白纸运动的参与者倪沛晴(倪),沛晴你好倪:你好。主持:非常谢谢三位来参加我的节目,这是第几次来台湾观选?周:对我来讲比较积极关心,这是第三次了。 2020年的大选,2022年的地方选举。主持:这个若晖是第一次杨:第一次倪:我也是第一次主持:我们就让我们的听友了解一下你们的这个情况,对台湾的经验跟印象,比较一下跟来台湾之前有没有差别,锋锁先。周:这次呢就是跟以往不同,在台湾本地就是相对的平静,但是国际社会的关注度超过以往,而且台湾民主在世界民主潮流面临挑战的时候,台湾民主的很多细节,得到国际关注。比方说在推特上转发特别多的,是台湾最后那个唱票的过程。人人就说这个太透明了,这个就是不会有任何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很难说是有这种谣言传播,因为你必须指定而且你任何一个候选人,完全可以到现场,任何一个现场去监票,对吧?主持:每个候选人都有监票周: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特别是在美国面临很多这种问题,对吧,不断的有这种争议的情况下,所以台湾的民主得到广泛的赞誉,这次就国际社会的关注是空前的。主持:是,开票速度非常快周:非常快,对,非常成功主持:哪,若晖杨:我其实对于台湾这方面的一个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的一个点,其实是在于这个台湾社会的包容性。因如果你远远的去观看这些情况的话,就会觉得好像各个党派之间,各每个团体之间好像矛盾很大,然后各种族群的撕裂也很大,然后尤其是从海外的视角,只能看到做势晚会啊,看到那些最激进最刺激的发言。但其实你真正到了台湾社会,你是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包括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之前有一次去看做势晚会,看完了之后呢,我特别惊讶的,我在地铁上看到,刚刚还在做势晚会现埸,几个打得非常火热,然后国民党骂民进党,民进党骂国民党喽,之后柯P两头都骂,调动整个场上气氛都非常热烈。但是活动一结束,做势晚会结束,回到这车上,回到地铁上,那你就会看到有的人带着国民党帽子,有的人拿了赖清德了席子,有的人拿着这个背着柯P的衣服啊或者包啊什么的。但大家都非常相安无事,就不会说因为我刚才在做势晚会上,我这个听了什么、看了什么,然后我现在真正的线下见到了对面的支持者我就要跟你打一架,或者说我就要去抢你的东西,或者说怎么样有冲突这样。所以这个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说,台湾人的民主素养确实是很好,因为我也是听我的台湾朋友讲,这个事情你要是放在三十年的话,绝对会打起来,但是现在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善。这也说明台湾的民主也是正在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这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你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主持:其实台湾人都觉得结果等一下就知道我现在不必跟你讲,等一下谁哭谁笑杨:对对主持:这是有这么一个期待值啊,沛晴呢?倪:首先呢,我在看到台湾在自由之家的民主分级为78分,满分100分,这是一个令我非常好奇的数据,所以呢这次来台湾我是希望能够亲眼看到在华语地区,民众是如何投票的,然后选举又是如何实践的。那么这次来台湾观选的经验呢,其实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这次呢看到了台湾民主的一些细节,我观察到台湾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参与到政治中,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开票的过程与夜市老板的对话,以及出租车司机的聊天。首先呢我没有想到在开票的时候,我可以离现场那么近,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监督到全程开票的过程,当场呢也没有警戒线,而是以桌子围绕出开票现场的范围。我在开票处呢看到每一张票都会被公示以及大声的读出来。这其实也是象征着民主的声音,当每一次念出每一张票投给谁的时候,我还观察到呢台湾人民对于台湾民主的信任是非常强烈的,就是说不管是哪一个党派的胜选,大家依然能够坚守民主选择的结果。比如说有一次坐出租车,一个退伍军人的司机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说道,就算支持胜选的不是他支持的党派,他感到了失望却依然自动支持的结果。之后在开票之前,我们有一次在夜市上面走着然后聊着天,我们突然聊到了就是柯P的房政策是怎么样的,我们当时呢,就突然间忘记到了,他的租房政策是怎么样来着的,然后我们就突发奇想,向夜市老板一问,老板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柯P的租房政策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就一一的就是很详细的跟我们告诉了出来。这是台湾人民的民主参与度是非常高的,这一点真的是让我印象深刻。主持:参加的活动中间觉得最值得出来讲的是什么!锋锁兄?周:对我来讲呢这次我去看了林钰雄先生的慈林(纪念馆)。主持:啊到宜兰周:对,我就觉得这个台湾民主来之不易,这不光是这个奋斗牺牲的过程,而且在于怎么样在这种苦难的情况下能够重建,所以他这个家人被残杀这种情况下,能够唱到慈悲、慈爱、寛容,就是今天台湾民主的基础。主持:若晖,你参加的活动里头一个活动对你比较有impact 冲击?杨:我觉得我在台湾参加的所有活动都蛮有意义的,因为台湾确实是一个充满了奇迹充满了经常会有一些令人感动或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如果非得要我说的话,经过我的挣扎和思考之后,就只能选一个 就是之前我去看了那个叫什么剧团?周:三语事剧团?杨:三语事剧团之后他们其实是一个,有点像是你讲一个故事,然后他们把你的故事通过舞蹈和表演的方式给你呈现出来,本身是一种艺术创作,这种即兴艺术。其实当时我去的时候呢有几个从大陆来的从中国来的朋友在哪儿,我们其实当时蛮感动的一点就是说提到了一个 家和故乡的这样一个议题,这个事情就是说当时有个朋友就是讲了说他本住在海外,因为名字是倒过来念,然后如果说突然有一个人在背后叫着他,然后喊他的名字,比如说小李,然后就会超级感动为这是一种来自故乡的味道,来自家的味道,像一种声音然后这种声音实我们在海外作为一个异议人士,尤其是已经开始实名做事的这个异议人士来讲,是一个非常久违非常难以获得的东西。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的是勾起了我们的乡愁,因为比如说像台湾本身的情况呢,这个我知道台湾以前也有黑名单的这个系统啊,然后也有很多海外流亡人士,许信良、彭伟明这样,他们其实也是说,经过了不懈的斗争后,终于说我们把国家夺回来,所以我们其实在做的事情跟当年的台湾党外运动其实也是差不多,就是说我们要在海外通过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努力,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夺回来。主持:自己的国家自己救了,杨:对自己的国家自己救。主持:很好,那沛晴呢你从伦敦来倪:首先呢,我觉得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活动呢实就是在二二八纪念馆的时候,陈青生就作为当时的一个受难者,陈青生先生带我们去观看了整一个园区,然后我印像很深刻的,就是说陈青生先生呢,他在走到一个牢房前的时候说这是他的VIP包间啊,他非常乐观地说出来实就是他当时住的一个牢房,然后他在里面曾经希望自杀三次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说我看到他之后在听着,由著他带着我们在他曾经被关押着的地方,去游览这一个经验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简单的用语言去描述出来的,他是一种情感的一种沟通。然后他也是带我们去到了受难者的那个碑名字面前,然后一个一个跟我们介绍,比如说凸出来的名字呢,就是说他可能已经判了死刑,然后凸出来的名字和没有凸出来的名字,它中间会空一个格,因为他们希望阳光的那个阴影,要照到另外一个名字上面,这是这些非常细节的一些地方就能够看出来,就是台湾的对于以前禁言时期以及独裁时期非常的重视,还对于这段历史非常重视,也突显出了台湾人民现在对于民主的一个坚持,已至台湾整体对于民主的坚持,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它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华语地区的一束光,它是一束灯塔,那么我在伦敦的话,我去做这些活动的时候我感觉,台湾就是我的希望,我在此我想说就是我非常非常感谢,就非常非常欣慰台湾能够坚持民主政策,以至选票制度,谢谢。主持:各位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中央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是对中国广播,你们的声音就是已经回到家了,我们是华北华中华南总共用10个频道,这个节目就直接送出去用短播跟中播,所以在中国中共想不听都很难,所以你们声音都回了去。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当然是因为若晖提到的彭明敏跟徐信良,还有很多黑名单,那你们现在显然也都是黑名单,在中国的黑名单。那我们这个电台算是,我曾经讲过我们是中国的地下电台,我们对中国广播的时候,中共并没有允许我这样子广播,这是强行播进去,我这个节目从2005年做到现在,每天没有停止过到今天,不管是政党轮替,也都没有把我的节目拿掉,包括蓝营。他们执政了八年,马英九执政八年,我这个节目也活了八年。所以我这个节目是陈水扁总统拜托我来做的,在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说过一句话,就是因为若晖你刚讲这个经验,我有一个想像,有一天你们都要回去,但是我在想说你们从哪里回去,我认为你们应该从台湾回去,那如果你们需要这个的话,台湾可以提供,给你们这个跳板。所以你们怎么飞都没关系,就飞到台湾,从台湾飞飞机回中国,那就像许信良,他们回来就被抓嘛,一抓我们就救了就是这样。我们也跟中共讲过,有一天会发生这个事,你准备好。很多中国的朋友,会从台湾回回去。杨:真正的反攻大陆啊主持:所以你们怎么看这个议题?周:这个非常好,每次到台湾,我喜欢游泳到海边游泳,离大陆很近⋯⋯主持:抱着篮球就游过去了咧周:前年白纸运动的时候,那真的是那个情况激动人心啊,就想着说 一艘船就黑过去了,这是关键的时候呢,台湾还是肯定会起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在海外做的一切,真正的重心还是中国,这是我们要改变这个大陆十几亿人被奴役的状况,这是我们能对这个世界做的最大的贡献,过去这一两年来其实情势发展很快,这次两位年轻人能够来,而且还有很多他们代表的这些朋友都非常关注,这是对于我们坚持了35年的人来讲,是非常激励人心的,就是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些。主持:台湾啊的民主运动,其实刚刚若晖讲的没错,那是关键,所以岛内反抗反抗反抗一直在做,可是海外,就是我们特别感谢包括英国包括欧盟包括美国这些民主国家,对台湾的这个重视,不是这一次选举才那么重视,其实那时候就很重视,那这些人从美国回到台湾,那个过程就是黑名单突破,那个是对整个台湾民主运动,最强烈的一个刺激,若晖你怎么看?杨:对因为比如说像周老师,我知道他之前也闯过关,未闯成,然后闯了一次⋯⋯周:我进去了对杨:对进去一次周:我在香港被遣返,在大陆我是进去了,去到天安门广场被遣返。杨:但是我觉